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初期郭福芝就靠边站接着在单位隔离审查，继又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每天胸前挂着打倒走资派郭福芝的大牌子被批斗着。再后来因冠心病、高血压频繁发作，时有昏迷，还需人把嘴掰开将硝酸甘油放在舌下含化或用硝酸异戊酯吸入才能复苏过来。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就让他回到59号院家中，隔三差五拉去批斗。几个孩子因各种原因只能轮流短期回来探望照顾老人，看到家中的情况干急无能为力。当停课闹革命的老八从外地来到北京家里时，见到的父亲面容苍白憔悴、头发、胡子老长，衣衫不整，步履不稳，于往日健壮、精神的父亲判若两人。老八流下了眼泪，决定不走了留在家中守着父亲照顾他。随着郭福芝的病情逐渐严重，造反派也算网开一面，每次批斗时都是在胸前挂上大牌子，躺在小平板车让人拉走。批斗后再用板车拉回放到新楼南门口。郭福芝每次被带走批斗快要回来时，老八就倚在“新楼”二楼的窗口处眼巴巴的望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盼着一个活着的父亲回来。（当时每天都会听到一些人离去的消息）当远远看到小板车回来，老八就赶快拿上一个小板凳跑步下楼，郭福芝这时常常是浑身颤抖，大汗淋漓衣服几乎湿透，坐在小凳上喘息许久，然后挪动小凳一步一歇艰难喘息的上楼（当时老八瘦小背不动）。进家后躺下就动不了了，老八赶快给父亲服药。郭福芝当时工资被冻结已不正常发放，每月只给十几元生活费，他拿出一半要留作党费，余做生活用。老八没有北京户口，那时副食品、粮、油全是凭票证供给，所以生活陷入困境。郭福芝那时精神和身体已严重透支。精神上的摧残、身体上的病痛、生活上的拮据让郭福芝几乎难以支撑下去时候，老八的到来给他一些安慰和帮助。老八常常自己饿着肚子想尽办法让父亲多吃一口，目的是保障父亲的基本生活和体力。她的生活就只有自己想办法了，她常去菜市场买几分钱一堆的西红柿、倭瓜之类的烂菜，把坏的部分削去放上很少的玉米面煮粥喝，八个月没沾过油星。由于营养不良老八当时面黄肌瘦，贫血、闭经，眼前常发黑冒金星。即使这样她也没动过要走的念头，她坚持要和父亲在一起度过这个特殊时期 。就这样她在59号院里度过了艰难的8个月。
十月份天气渐凉了，一天晚上老八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原来是院内造反派在清理外地来京人口。不由分说老八只穿着两件单衣被带走，问她为什么来北京，她没敢说实话，就说她来看病，人家看她面黄肌瘦的样子就没再问什么。稀里糊涂坐着敞篷汽车，也不知被带到什么地方和一些什么人在一起办了三天学习班。最后限期离京，于是老八不得已离开父亲。
老八回到老家给哥哥老五讲了父亲的遭遇，老五立刻东挪西借了100元钱让老八送到父亲身边补贴生活费用，这100元在当时起了大作用，父亲的生活上才逐渐得以改善。这就是老八在北京59号院的一段难忘的痛苦的回忆。老八在天津上完幼儿园就回老家了，在父亲身边时间并不长。长大后每每父亲遇到难过的坎儿时，她就像及时雨一样降落下来，帮父亲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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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10-22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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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10-22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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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10-23 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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