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烟十年（二十二）

我彻夜难眠。那么多戴过“三面红”的、那么多家庭成分好的团员都不能担任团小组长，而偏偏用了我这个“上中农”，我不能不佩服姚师傅的“慧眼识人才”，也不能不感激党的信任。我不能辜负党对我的希望，必须有所担当。轨道队50多人，团员占了一半还多，我掂得出这个团小组长的份量，绝对比我原来的那个农村团支部副书记重得多。我周围引来的目光，也有羡慕，也有妒忌。
我思考着怎样做好这项工作？
林彪事件以后，毛主席特别强调了学习。“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坚持数年，必有好处。”这些谆谆教导，不似出自领袖之口，倒像是一位和蔼的老人叮嘱他的后代。于是我想，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青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都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文化程度低，有的近乎文盲。要担当起“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重任，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政治水平。所以必须从学毛主席著作入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从一些经验材料上，我知道有些单位成立了“学毛著小组”，但我生性又不喜欢因循守旧，走别人走过的路，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勇于创新。既然毛主席说了要“弄通马克思主义”，为何不成立个“学马列小组”？
思考成熟了，我也没向姚师傅请示，就在团员会上作了动员，号召大家积极参加“学马列小组”。20多名团员热烈响应，踊跃报名。开始，参加的人很多，热情很高。我们规定每周一和周三晚上为学习时间，主要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经典著作。可惜没三分钟的热度，坚持了没几周，人员便稀落下来，各种牢骚怪话不绝于耳。有的说，光“老三篇”（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就够学一辈子的了，还学什么马列？有的说，什么“费尔巴哈”？简直是“费劲白搭”！有的说，人家党员下班以后还是打打扑克、下下象棋，我们出什么幺蛾子？最后，只剩下了冯良忠、孔维昌、秦兰仲、王增海等几个人。
我没有灰心。我觉得大浪淘沙，剩下的全是金子。这些人能够留下来就说明他们有求知的欲望，有进步的要求。于是，我对每次学习都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力争不白白浪费大家的时间，学有所得。我对他们说，就是我们学不懂理论，起码也能多认识几个字，艺不压身，多掌握点文化知识有什么累被？这样一启发，他们来了学习兴趣。
开始，我们学习《共产党宣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仅此开头这第一句话，就把我们迷惑住了。共产主义，是一个多么神圣的字眼，为什么却说它是幽灵？幽灵不就是鬼魂吗？接着往下啃，拦路虎一个个出现。什么“梅特涅”、“基佐”，什么“贸易自由”、“自由竞争”，这些闻所未闻的人名和词语就把我们难住了。那时候又没有工具书，不认识的字只靠一本《新华字典》。至于“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社会关系”，“民族工业”，“雇佣劳动”这些名词要想得到深解，别说他们，即是我这初中二年级的“高材生”又谈何容易！就像嘴里啃着一根骨头，费了半天气也嚼不出滋味来。但是，我们还是囫囵吞枣地把这部经典著作通读了一遍，并坚持做读书笔记。通过学习，大家尝到了甜头，觉得又长知识，又学到了文化，这比整天打扑克、聊天白白浪费掉大好光阴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后来我们感觉学外国人的著作实在太难了，就转学毛著，参照大庆人“两论”起家的经验，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我让每个人读一段，然后开展讨论，进行“消化”。大家畅所欲言，发言都很朴实。在学习《矛盾论》的时候，有的人说：“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叫做‘幽灵’，是革命导师；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叫做‘幽灵’，必定会被视作侮辱共产主义而打成反革命。这是不是一个矛盾呢？”在学习《实践论》时，又有人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先有实践，后有认识，那么如果我们脑子里没有桌子这个概念，又怎么能造出桌子来呢？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总是在笑声中结束，谁也无法解释。
我心想，别看这些人没文化，还真爱凿个死理儿，怪不得人家说“土豹子成龙了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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